內(nèi)娛留給易烊千璽的病種不多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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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品 | 虎嗅青年文化組

作者 | 黃瓜汽水

編輯、題圖 | 渣渣郡

本文首發(fā)于虎嗅年輕內(nèi)容公眾號“那個NG”（ID：huxiu4youth）。在這里，我們呈現(xiàn)當(dāng)下年輕人的面貌、故事和態(tài)度。

如果不是 易烊千璽 ，恐怕很少有人會選擇在新年進入電影院觀看一部關(guān)于殘疾人的電影。

因為大眾之間形成了無言的默契——不要盯著殘疾人看，那樣是不禮貌的。

如果一個電影，用大量的近景鏡頭對準(zhǔn)了一個腦癱患者扭曲的手指、抽搐的嘴角、萎縮的小腿肌肉，臺下的觀眾會是怎樣的反應(yīng)。

它是在消費殘疾人的苦難，還是在喚醒我們的基礎(chǔ)常識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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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腦癱”是一個罵人的詞。

它通常在年輕人的對話里，被用來形容一個人智商不高，類似于“智障”的近義詞。

如果沒有走進電影院，恐怕很多人都會誤以為腦癱患者的智力確實有問題。就連易烊千璽進入《 小小的我 》劇組前，也是這么認(rèn)為的。

腦癱的名詞解釋是腦性麻痹（Cerebral palsy），患者在幼年早期出現(xiàn)的永久性運動障礙，每個患者的征兆與癥狀都不相同，包括肌肉協(xié)調(diào)性差、肌肉僵直、肌無力、吞咽及說話困難，以及顫抖等癥狀；同時患者也可能會有觸覺、視覺，及聽覺等感官損失。

一句話來說： 腦癱不是傻子，他們只是慢一點。

他們雙商正常，可以讀書寫字，可以考大學(xué)，可以戀愛結(jié)婚。只不過說話慢一些，吃飯慢一些，走路慢一些。我們可以用“五慢癥”來代替“腦癱”，形容這些被困在殘破軀殼里的自由人。

電影只講了一個簡單的故事：一個腦癱的20歲男孩的暑假，遇見了什么樣的人，迎上了哪些或異樣或好奇的眼光。

影片一開場，我們就能看到 劉春 和肌肉萎縮的小腿。

他在沒有旁人幫助的情況下，自己獨立上樓梯，上得很慢很慢，但沒停下來過。

他的每一步都是用腳掌內(nèi)側(cè)靠近腳踝的位置落地的，他的脊椎彎曲成了螺旋的形狀，他的手指以一種高難度的姿勢蜷縮在一起，如果你嘗試模仿一下這種姿態(tài)，就會體會到手部抽筋的滋味。

劉春和搖搖晃晃地走向天臺，在紙上歪歪扭扭地寫了兩個字：遺囑。

一開頭，電影就向我們迎面拋來了一股淡淡的死志。這是一個20歲腦癱男孩經(jīng)歷的尋常暑假，也可能是他第101次想要尋死。

然而，在劉春和與死神之間，橫亙著的是他的外婆。

和川渝街頭的大部分嬢嬢一樣，外婆是一個五顏六色的老年人。身上永遠(yuǎn)穿得花花綠綠，腦袋上頂著細(xì)碎的卷發(fā)，聲音也很洪亮，走到哪里，空氣就快活到哪里。

每當(dāng)外婆和劉春和共處一室，你就會不自覺忘記劉春和是腦癱患者這件事。外婆不阻攔他做任何事，正常孩子什么樣，劉春和就什么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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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會用彎曲的雙手幫外婆疊絲巾，雖然疊得很慢，但卻異常認(rèn)真。外婆不催他，也不會過分關(guān)注他。

吃完飯之后，劉春和會自己端著碗去廚房洗碗，外婆也默認(rèn)他自己可以做好。

劉春和過生日，外婆就領(lǐng)著他去和老年朋友們聚餐。即便旁人看他的眼光透露出異樣，外婆卻依舊嗓門洪亮：那咋了，他就是個普通人。

外婆甚至不會阻攔劉春和喝酒，因為喝酒是每一個成年人的自主權(quán)利。任憑他歪歪扭扭的雙手去夠桌上的吸管，插進啤酒杯，歪著嘴啜飲屬于大人的飲料。

劉春和從來都不覺得自己是一個需要特殊關(guān)照的病人。

即便如此，整個家里的陳設(shè)都在時刻提醒觀眾，這是一個特殊的家庭。

特制勺子，家里的扶手，復(fù)建用的拉桿，床邊借力的繩子，所有場景都被歲月包漿了?？吹贸鰜恚@個家庭在漫長的復(fù)建過程中，已經(jīng)被磨平了傷痛。

在這個剛剛高考完的暑假，這個男孩和他的所有同齡人一樣，也有自己的愿望清單——

他想填報師范大學(xué)，他想去教育機構(gòu)實習(xí)，他想去咖啡館打工攢學(xué)費，他還想談戀愛。

他有做教師的夢想，他想像正常人一樣站上講臺，更想用一份工作來證明自己和普通人沒有區(qū)別。

就算所有人投來的眼光是異樣的。這些眼光里有憐憫，有好奇，有害怕，也有躲避。唯獨沒有直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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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來，當(dāng)他站上了教育機構(gòu)的講臺，選擇了一首袁枚的詩：“苔花如米小，也學(xué)牡丹開”。

其他詩人都把苔當(dāng)作花朵邊緣那個不起眼的配角，只有袁枚寫的苔，本身就是花，有自己的想法、沖動、主體性。即便它沒有牡丹艷麗，也有和牡丹平等的權(quán)利。

劉春和的聲音從顫抖，到逐漸堅定，再到連貫，越來越自信。他的這次講臺授課也讓銀幕外的觀眾看懂了：除了肢體困難，他的思維像我們一樣清晰，甚至更有想法。

但現(xiàn)實生活就像臺下的學(xué)生一樣。

孩子們年紀(jì)太小，還無法理解這樣的癥狀意味著什么。在電影的幕后紀(jì)錄片里，我們才發(fā)現(xiàn)，這一幕其實根本沒有演員，甚至沒有導(dǎo)演引導(dǎo)，鏡頭記錄的是現(xiàn)實發(fā)生的狀況。

臺下的孩子們看著易烊千璽飾演的劉春和，并沒有認(rèn)出來他，而是發(fā)出陣陣窸窸窣窣的笑聲，有個孩子直接發(fā)問：“你神經(jīng)病吧。”

這其實就是這個社會未經(jīng)規(guī)訓(xùn)的小成員們，面對腦癱患者最真實的反應(yīng)：嘲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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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么被規(guī)訓(xùn)過的大人，面對劉春和是怎樣的態(tài)度？

大約是躲避。

在公交車上，劉春和踉踉蹌蹌地站起來給一位抱著孩子的女性讓座。孩子對著劉春和笑，女人卻把孩子的臉扭到一邊。她既感謝了他，又無法直視他。

當(dāng)劉春和摔倒在公交車上，司機的第一反應(yīng)也是：你都這個樣子了，就不要坐公交車了。潛臺詞我們都能想到，也是大多數(shù)人內(nèi)心隱蔽的聲音——殘疾人在家里待著就好了，你出門，我該以怎樣的態(tài)度面對你？

人們在巨大的政治正確中進退維谷：不能公開嘲笑，也無法在內(nèi)心正視?，F(xiàn)代社會對于特殊群體的隱形歧視一直都存在，嘴上不說，但心里都很清楚。

在咖啡館，劉春和想要一份工作，想要一張屬于自己的工資卡。哪怕只是幾百塊，也是屬于他的尊嚴(yán)。

咖啡館老板表示“我們只想招一個普通人”，他艱難但堅定地回答“我是一個記性很好的普通人”。

為了證明自己能勝任這份工作，他在咖啡廳里咬緊牙關(guān)，大聲背誦著《報菜名》。

有人會覺得尷尬，有人會覺得心痛：他只有下定更大的決心，挑戰(zhàn)更難的問題，花費更大的力氣，才能證明自己也有勞動的權(quán)利。

和咖啡館中沉默不語的顧客們形成互文的是，許多觀眾表示自己被這部電影“尬”到了。大家不理解為什么要塑造這樣的形象，為什么要讓他在大銀幕上出現(xiàn)，為什么要用鏡頭對準(zhǔn)他的身體細(xì)節(jié)。

就像是電影里沉默的路人甲乙丙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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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部電影里，唯一接納劉春和的，是外婆和她的老年合唱團。

腦癱患者和老年人，他們都是社會最邊緣的那群人，是被疾速前進的社會甩下車輪的弱者。在一個盛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地方，對弱者最大的善意，似乎就是選擇性忽視他們。

劉春和每天陪著外婆去老年合唱團排練，這些老人一開始笑他是“哈兒”（傻子），后來逐漸和他融為一體，把他當(dāng)作一個正常孩子看待。

劉春和在這群老年人之中，第一次感到“被需要”。這些不會人臉識別和掃碼支付的老頭老太們，依靠這個唯一的年輕人教會他們跟上時代的步子，雖然年輕人自己都步履蹣跚。

這是邊緣人群互相依賴的故事。故事的緣起，是編劇游曉穎聽說的現(xiàn)實。

她的媽媽在一個老年合唱團里，遇到了一個老太太帶著她唐氏綜合征的外孫。于是，這個被主流社會排擠的唐氏孩子，每天和這群老年人在一起玩。

只有老年人不會嫌棄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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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小小的我》是真正的“全女班底”。

編劇游曉穎寫出了這個特殊人群的故事，監(jiān)制尹露在《送你一朵小紅花》時期和易烊千璽有過合作，給他看了《小我》的劇本，拉來了這位有爭議的青年演員。

再加上楊荔鈉，補足了創(chuàng)作者的女性視角。

如果你看過楊荔鈉的“女性三部曲”（《春夢》《春潮》《媽媽！》），你就會了解她獨一無二的作者性：她極其擅長處理中國家庭內(nèi)部矛盾的親情，尤其是母女關(guān)系，那是一種“既要傷害你，又要幫你擦拭傷口”的切膚寄生關(guān)系。

《小我》最精華的部分，并不是觀看易烊千璽如何演腦癱，而是那兩位圍繞著他的女性，她們共同構(gòu)成了母愛的一體兩面。

外婆烈火烹油，鮮艷濃烈，她用洶涌的愛意滋養(yǎng)著劉春和，讓他成為一個自尊完整的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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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 蔣勤勤 飾演的暴君母親，則代表了親緣關(guān)系中的暗面。

楊荔鈉平時會看《動物世界》，她發(fā)現(xiàn)，母獅子既會為了幼獅戰(zhàn)斗至死，也會吃掉體弱多病的孩子。這就是動物性的殘酷。人也一樣。

劉春和的母親幾乎沒有笑過一次，眉間總是蹙成一團。她的青筋突兀地爬上了額頭，只要一生氣，臉上的斑點和紅血絲就更明顯。像每一個更年期的媽媽一樣，她的身上帶著真實潮熱的痕跡，腦門前總是汗津津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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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不希望劉春和過生日。她控制著劉春和每天要吃的食物，要穿的衣服，要寫的作業(yè)，要讀的大學(xué)，她否定劉春和不切實際的教書夢。 這種控制，更像是一位過度自責(zé)的母親的隱形發(fā)泄方式。

當(dāng)劉春和一步一步挪向了剛出生的妹妹，想要伸手觸碰的時候，母親發(fā)瘋似的一把就推開了他，生怕腦癱會通過空氣傳播一樣。

直到最后我們才聽到母親的自白： 那份帶著怨懟的愧疚，實際上出于深不可測的自責(zé)。

腦性麻痹是因腦部發(fā)育異常，或腦部用來控制移動、平衡和姿勢的部位受損所導(dǎo)致。這些問題最常出現(xiàn)在懷孕時，也可能出現(xiàn)在生產(chǎn)時，病因大多不明，但包括了分娩困難的情況。比如許多腦癱患者是因為其母親在分娩過程中發(fā)生臍帶繞頸的情況所導(dǎo)致。

母親不喜歡給劉春和過生日，是因為自己生產(chǎn)那天不會用力，影響了分娩過程。她可能無數(shù)次設(shè)想過，是不是因為自己不會正確地用力，才讓原本健康的孩子過上了特殊的人生。

劉春和小時候喜歡藏進行李箱。有一次，父母找不到他了，藏在行李箱里的劉春和聽到了父母的對話——是不是真的弄丟了他，日子會好過一點。

年幼的他默默聽著這句話。如果他真是傻子，反倒是他的幸運，但可惜他不傻，他能聽懂。

他清楚知曉自己是一個累贅，才會問出“妹妹會想要一個我這樣的哥哥嗎？”這樣的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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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些自我詰問和人性的幽暗，砸在了所有特殊人群的家長身上。

有一個專業(yè)名詞叫做“照顧殺人”（介護殺人），意思是親屬照顧長期患病的患者，親情和耐心被漫長的時間消磨殆盡，身體疲憊，積勞成疾，而患者仍舊毫無起色，照顧者將會感到巨大的挫敗，從而對患者產(chǎn)生不當(dāng)照顧，甚至與患者同歸于盡。

在《小我》的幕后紀(jì)錄片里，劇組走訪了許多腦癱患者的家庭。

其中一位患兒的父母，和劉春和的父母一樣，也生下了二胎。父母對著鏡頭說，很多時候，他們都因為這個特殊的孩子，自卑得抬不起頭。

當(dāng)父母對著鏡頭訴說著這些年的傾家蕩產(chǎn)為孩子治病的疾苦時，鏡頭卻轉(zhuǎn)向了角落——沉默的腦癱患兒躲在臥室里，把自己的門悄悄打開一條縫，聽完父母的哭訴，他又輕輕閉上了門。

他的父母說了這樣一句話： “有時候?qū)幵杆狄稽c，因為他啥也不懂他就沒有痛苦。但是糟糕的是他懂?！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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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婆和母親，兩個女人表面上進行的是一場關(guān)于母愛的軍備競賽，實際上暗藏的是對彼此的愛意。這種愛意彼此絞殺，彼此纏繞，令人窒息。

外婆剛生下母親便前往西藏打工賺錢，讓母親當(dāng)了整整15年留守兒童。正是因為缺乏母愛的樣本，母親才無法習(xí)得正確做母親的方式。

而外婆年老之后，將虧欠母親的那份母愛，加倍奉還給自己的外孫，這讓本就不舒服的母親更加不滿：為什么不在你做母親的時候，好好去愛自己的孩子？

就像外婆也從來沒告訴母親，自己用絲巾遮蓋的傷疤，是當(dāng)時打工的時候為了保住女兒的奶粉錢，被歹徒用刀架在脖子上也沒松手。

“怕她難受，又怕她不難受”。

她們二人不會開口表達，只會把對方越推越遠(yuǎn)，這種隱秘而殘忍的愛的錯位，像許多個中國家庭一樣。

直到死亡降臨，人們?nèi)匀痪o閉雙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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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(dāng)我們拋開劇情來看，躲不開要討論一個難堪尷尬的問題——

這部電影是否是一部用來給四字沖影帝的工具片？

在他拿出了讓人忍不住倒吸一口涼氣的表演之后，爭議如約而至。

有人詼諧地調(diào)侃他面相變了，“前幾年不是還好好的嗎，在哪里捐款??？”

有人盛贊他的演技“成了影片唯一的看點”，貢獻了“世界級的表演”。

當(dāng)然，更多負(fù)面評價如約而至。

“疑似全員陪易烊千璽沖刺影帝”“殘疾人不是你們208萬（明星）拿來鍍金塑身的工具”“不是長得丑就能當(dāng)演技派的”“吃相過于難看”。

當(dāng)評價在一星和五星之間反復(fù)橫跳的時候，評價也就失去了它的參考意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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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能說，這部電影“成也四字，敗也四字”。

如果沒有他巨大的流量加持，恐怕一部自帶公益性質(zhì)的電影，無法引起巨大的社會關(guān)注。但是主創(chuàng)一旦使用了他的光環(huán)，就不可避免地被懷疑用心。就像魔戒一樣，戴上它之后，就必須做好被它灼傷的準(zhǔn)備。

但如果拋開流量和輿論，單從表演的角度看，易烊千璽的表現(xiàn)如何？

僅從我個人的角度，他的表演是合格的，并且超出預(yù)期。

表演一個腦癱患者，需要嚴(yán)苛到精準(zhǔn)的肌肉控制。具體部位的扭曲，必須保持從頭到尾的連貫一致，否則就會被人捉到馬腳：你果然在演。

既不能過度丑化，讓人感到冒犯；也不能用力太小，讓人覺得輕浮。

演員不僅需要形似，還必須讓整個軀體洗刷掉所有關(guān)于自己的特征，徹底變成角色本人。具體可以參考《萬物理論》里的小雀斑以及《綠洲》里的文素利。

其實易烊千璽也并沒有很快入戲。他看了許多患者的視頻，對著鏡子也練了很多次，都覺得自己演得不精準(zhǔn)。直到有一天，嘴里長滿了口腔潰瘍，他才逐漸開始明白如何表演腦癱患者的說話方式。

“得有一個多星期、快兩個星期的時候，才會真的從比較獵奇的、幅度比較大的肢體的慣性，到真的找到一個日常感。包括語言、發(fā)音上面不能讓觀眾聽不清，也不能太過讓觀眾感覺不適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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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開始劇組也試過給他化妝，但效果并不理想，他自己也不滿意。

后來就是我們在影院里看到的，他在沒有任何特效化妝的幫助下，純粹靠表演改變了面相。影片一開始拍攝他上樓的片段，能看到特殊的皮膚肌理，如果你觀察過身體功能失調(diào)的病人，小腿肌肉萎縮之后就會變成那樣。

對于他這樣本就自帶爭議的演員，想要讓觀眾忘記“易烊千璽演腦癱”這出肢體奇觀，回歸到劉春和這個角色如何面對生活，難度的層次又多了一倍。

令人意外的是，他其實做到了，雖然做得很辛苦。

那些對準(zhǔn)身體缺陷的鏡頭，并不讓人感到對流量明星的獵奇，只有害怕劉春和下一秒就摔倒的焦慮和擔(dān)憂。

比起模仿，在保持腦癱患者肢體狀態(tài)的前提下說臺詞，并且還要把控臺詞的節(jié)奏和情緒，才是真正的挑戰(zhàn)。

在幾場情緒濃度很高的戲里，他在保持肢體僵直、口齒不清的同時，能準(zhǔn)確傳遞出臺詞的起承轉(zhuǎn)合，眼神和聲音配合臺詞變化情緒——已經(jīng)可以算得上一位合格的職業(yè)演員了。

而整部電影的高光場面，一定屬于那場“甜美的自殺”。

劉春和在咖啡館里，配合門店的關(guān)愛殘疾人公益宣傳，親手做了幾盒牛軋?zhí)恰?

他先是想送給喜歡的女孩雅雅，結(jié)果對方被他的輕輕示愛嚇了一跳，慌張地倉皇逃走。后來他回家，想把糖送給媽媽，結(jié)果得知媽媽生完二胎血糖不穩(wěn)定，不能吃糖。

這盒送不出去的牛軋?zhí)牵褚话堰^于甜美的匕首，扎在了劉春和的氣管上。

他默默剝開糖紙，一顆一顆塞進嘴里，直到塞了五六顆之后，他連糖紙也不剝了，直接囫圇地送進口腔。他吞咽困難，平時吃飯喝水都會不小心嗆到。他想用這盒沒人接受的糖，送走自己這條沒人接受的生命。

氣管幾次被糖嗆得干嘔，眼淚和鼻涕混作一團，臉頰慢慢變紅，青筋爬上額頭。那一坨甜蜜的牛軋?zhí)?，死死繞住了他的脖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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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你留心觀察，易烊千璽的選片也很有意思。

他一邊向主旋律看齊，一邊又像獎勵自己一般，去出演一些靠近底層的角色。

當(dāng)然可以說，這是一種奪獎的取巧和捷徑。但是，當(dāng)他的同齡人扎堆擠在爛片和古偶劇的糞坑里的時候，他至少沒有弄臟過雙手。

平心而論，沖影帝也沒有什么好指摘的，不沖影帝難道躺在地上等獎砸嗎。

即便是萊昂納多、查理茲·塞隆和克里斯蒂安·貝爾，也都有過“飾演突破性角色沖影帝影后”的嫌疑。

這份野心放在整個 內(nèi)娛 大環(huán)境來說，反而算易烊千璽在演員的職業(yè)道路上，保留的一些可貴的職業(yè)追求，甚至超過了許多年紀(jì)比他大許多的內(nèi)娛演員。

食得咸魚抵得渴。一個流量出身的藝人選擇做一名真正的演員，就要接受各個層次的評價，難聽的，好聽的，都得吞下去。

劉春和這個角色，似乎也和他本身形成互文：一個注定會被各種眼光打量的人。

他的努力也變成了某種意義上的悖論，越努力，越居心叵測，越心懷鬼胎。就連導(dǎo)演楊荔鈉也被觀眾質(zhì)疑，明明身為女性，已經(jīng)站在一個可以有所表達的位置上，卻仍然選擇給男性流量拍影帝片，簡直是另一種背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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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的問題是，《小小的我》算得上一部好電影嗎？

算，也不算。

電影的敘事確實比較松散，戲劇沖突也不夠深刻。

最失敗的，就是 周雨彤 飾演的雅雅這一女性工具人角色。沒有人知道她從哪里來，到哪里去，為什么對劉春和好奇。

電影想要模仿李滄東的《綠洲》對殘疾人愛欲的展現(xiàn)，卻終究沒有學(xué)到內(nèi)核，缺乏殘酷、深刻與悲憫。

雅雅的出現(xiàn)和消失，更像是外界對劉春和的一次短暫的窺探。當(dāng)劉春和真情實感地伸出雙手，女孩立刻便嚇跑了。我們不知道其中的沖突與糾結(jié)，只有淺淺的試探。

這也是我們對劉春和境遇的一瞥：他或許能收獲異性的好奇，但他很難收獲異性的愛情。

史鐵生的《病隙碎筆》里寫過，性功能障礙是大眾為他們設(shè)下的最堅固的隱形壁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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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它有獨到的人文關(guān)懷。

監(jiān)制尹露說，這部電影“不能讓觀眾看得太難受，但又不能輕飄飄”，所以這個故事并不好寫，也不好拍，更不好演。

我們只有把視角還給殘疾人本身，才能避免“歧視殘疾人”。他們渴望的不是俯視，而是平視。

人們不理解他為什么求職，為什么學(xué)車，為什么想談戀愛。原因很簡單，他想“被需要”，想體會做一個普通人的感覺。

就像劉春和也有正常的性欲，也會做春夢遺精。我們看到殘疾人的時候，總會不自覺聯(lián)想到性功能的損失。但至少這部電影宣告了：殘疾人的性需求并不是一件畸形的事。

健全的人，會說這部電影用1%的幸運美化了99%殘疾人的苦難；而真正的腦癱患者，在無數(shù)個評論區(qū)里由衷地為一部看見他們的電影開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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它不算多么偉大的電影，但至少不是煽情賣慘的爛片。

腦癱不是傻子。這句科普給全國觀眾的臺詞，重構(gòu)了大多數(shù)人的基礎(chǔ)常識。

中國有8000萬殘疾人，但我們平時在大街上很難遇到他們。他們藏起來了嗎？躲在家里嗎？他們的需求到底是什么？這就是楊荔鈉想要找的答案。

有人質(zhì)疑過，劉春和連寫字都困難，怎么可能考上大學(xué)。但事實上，我自己就在大學(xué)本科見到過患有腦癱的同學(xué)。學(xué)校專門為她安排了一樓的宿舍，她的母親常年陪讀。

在映后流傳了這樣一張聊天截圖，一位腦癱患兒的媽媽說，班上很多孩子去看完電影，回來都愿意和孩子玩了，說“原來他不傻”。

腦癱患者不僅可以讀大學(xué)，可以寫論文，還可以寫詩。

我們都知道余秀華，但我們大多不知道，劉春和在影片中念出來的那幾行詩，就是腦癱詩人龔蘇的作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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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許這部電影的出現(xiàn)，可以真正推動社會的轉(zhuǎn)變，哪怕只是一厘米。

在互聯(lián)網(wǎng)上，喜歡“地獄笑話”的年輕人經(jīng)常用“糖人”“半糖人”（唐氏綜合征）來攻擊辱罵對方，意為“智力有問題”的人。就像“腦癱”這個詞一樣，另一種殘酷的疾病也被互聯(lián)網(wǎng)污名化，成為了網(wǎng)絡(luò)熱梗。

但這部電影之后，至少有人愿意改掉自己的口癖，不再罵人是“腦癱”了。

我們總是羨慕韓國有改變社會的好電影，但實際上，我們也擁有了一部這樣的電影，哪怕它做得還不夠好。

影片結(jié)尾，劉春和的手里捧著一本書，是約翰·威廉斯的《斯通納》。

這本書講的是一個平淡無奇的故事，一個農(nóng)民的兒子變成知識分子，經(jīng)歷結(jié)婚、生子、教學(xué)、退休、衰老、死亡。

這些被普通人厭惡的“庸常世俗”本身，卻是另一群人夢寐以求、一生不可企及的寶物。

如果我們對這部電影的評價還停留在流量與影帝之爭上，就太無聊了。